薛芸如 (東吳、清大學生，元智同事)
08/11/20 19:52
我夢到老師 27 Oct. 2020
快天亮時，老師帶著慈祥的笑容來，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袋，應該是裝著論文手稿。我試著摸摸老師的手，軟軟的。
我說：「老師，您出院了？」老師微笑不語。
我告訴老師：「老師，我在畫畫。」他笑著點了點頭。
坐不到一會兒，老師就起身了。
然後我哭醒了。
1988年我在東吳念研二，上老師的日本語法分析。我總坐在第一個位子聽課，老師稱呼我薛小姐。那時候講的是原則與參數語法。老實說，我很用力在聽，老師的那100頁的講義，我印了四次，全都讀得破破爛爛的。念東吳時我挑戰過其他老師：為什麼書上寫的就要這麼認定是對的了。我得到的答案是，書上就這麼寫了。老師精闢的分析，讓我相當佩服。所長其實為我找指導教授傷透腦筋，有那麼一天他請湯老師到校外吃了午餐，回來湯老師就答應收了我。
當老師的學生我也有不適應的地方。例如有問題還沒問完，老師總先講完了。有一回，我大概是露出不能盡信的表情，老師說妳上來講。不過那一天只是很剛好老師口誤，人有時候腦子裡想的是一套，嘴吧就是沒有察覺到，我當然也沒上去講，在位子上話講到一半就坐到下課。一周後老師一進課堂就說：「芸如，老師要跟妳說聲對不起，我回去想想，上禮拜是妳對。」
忘了是什麼時候，我住到老師家一陣子，大概是為了考清華吧。坦白說，對我這自在慣的人而言，要表現良好實在一大挑戰。每天最輕鬆的時間就是和老師一起看NHK6點的卡通。不久，外貿協會請老師去擔任人才培訓中心的顧問，我也被推薦擔任講師。
貿協任教的時間沒有很長，我接到清華的通知知道自己考上碩士班，就從東山街搬到了清大的宿舍。這是我和老師無言的衝突的開始。當時我沒選修老師開在碩二的課，不能理解為什麼老師要我堂堂都要到課。周末回台北，新的一周再回到學校時，發現宿舍門上貼了幾張老師幾天內打過電話找我的立可貼。有的是要帶我去見見世面，有的則是關心我到底念得如何。我開始猶豫自己要不要考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出國，畢竟我也嚮往留學生活，儘管老師說在國外其實會很辛苦。我很不會處理人際，害怕衝突，不知道如何告訴老師我心裡很多想法。但我選了一個連我現在都不見得會原諒我學生的作法，找了所長王旭老師(王老師，終於可以跟您道歉了)，謊稱已經得到老師的許可休學準備考獎學金出國。然後我就不見人影了。
考上了就有得愁了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請到老師寫推薦函。硬著頭皮打電話，老師先是拒絕，但後來就要我到新竹一趟，得帶著我自己寫的推薦函，他只簽名。我不擅長推銷自己，所以一張A4的只不過只寫了1/3。老師拿起來改了改要我打字時，我發現老師寫了滿滿的一整張。
就這樣我出了國。第一年，老師找了個機會到仙台來看我。我一則怕打擾到別人，也怕研究室的人怠慢老師，只輕描淡寫地說我台灣的指導教授來。但老師很想看看我唸書的環境，我卻始終沒跟他講好時間。老師看出我坐立不安，說：「那不去了」。但是我又跟所裡的祕書提了，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看出我的心事，老師說：「我不去會讓妳不好交代，是嗎？」我點點頭。最後我招了一部計程車帶著老師到了東北大學。那一天剛好有別的學校的老師來集中講義，所以人手不夠。我心裡對老師真是過意不去，好在下課後，同學都來到研究室和老師見見面，還有個同學開車送老師回到下榻的飯店。
確實真正的考驗出現了，一向逃避慣的我又瞞著老師，休學到東京學口譯，然後就離開了學校，返台後到業界上班去了。1997年的夏天，我接到老師的電話，問我要不要教書。我剛進三菱體系，實在不知道哪一個才是自己喜歡的，婉拒了老師的好意。
工作也真的是做得風生水起，忙碌異常。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翻譯，但是我又開始想，這如果能解釋為什麼要這麼翻，我應該從語言學找找答案。再者，不善處理人際的我又當上主管，所以我又開始想逃避。這時候我又打電話請教老師，能否有任教的機會。沒有博士學位，要想具有說服力，老師讓我考了筆試、面試，還試教。1998年的九月，我來到老師創立的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任教。
離開公司的時候，我的日本上司告訴我，妳的心裡有很多矛盾，而妳大部分選擇逃避。我讓妳離開，是要妳去學會面對問題，否則妳一輩子會不斷地逃。於是我決定讓老師知道我自己的要與不要。在元智，當時的同事有老師的學生，也有原來元智的老師，衝突是必然的，只是我不加入戰局。就算是老師的學生，彼此間也有看不見的矛盾。我既想告訴老師我會獨立，老師很多善意的安排我都不表興趣。有一回老師想帶著任教的學生們做計畫，要交出去時發現沒有我的名字。老師知道我毫不知情時，竟對著我說：「對不起，老師應該自己跟妳談。但看在都是我的學生，對方可能覺得自己和老師更親近，希望妳原諒她。」我告訴老師：「老師，我不想做這個題目，所以您沒有道歉的道理。至於您要代為道歉的人，我很清楚，請您要理解我心裡也有一把尺。」老師嘆了口氣。
學術地位崇高如老師也有被放黑槍的時候。那是一個和日文相關的計畫，審查意見對老師從普遍語法的角度提到了Humbolt，寫了類似「不學無術」之類的評語。老師心裡當然很不高興，他需要找到人可以理解他的不平。不料我聽到的反應卻是大笑三聲。他板起了臉：「芸如，有人這麼對待老師，妳怎麼還笑得出來？」我說：「他不知道Humbolt，是誰不學無術？」接著我又說「要不然和他打筆仗？」老師告訴我不需要。之後，老師再沒提過這件事。
當了老師32年的學生，還和老師共事過兩回，許多往事是說不完的。老師心腸軟，對我多次頂撞與失禮沒說過我半句，總是寬容地接受我的想法與做法，唯一一句話是「妳的脾氣真是硬」。老師離開元智後，再沒有踏進元智校園裡一步。如今我成了唯一留在元智的人，看著學生寄來當時老師帶著參加運動會繞場跑步的照片，還有和學生們一起入鏡的生活照，我雖可以瞭解老師想做的是什麼，但實在過得太閒雲野鶴，面對變化，卻無力貫徹老師當時創立時的理念。那天清晨老師出現在夢裡，我又來不及跟老師道謝。即使無法貫徹老師的理想，我想，留下來我有該做的事。回想著過去的點點滴滴，藉這個機會謝謝老師。
快天亮時，老師帶著慈祥的笑容來，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袋，應該是裝著論文手稿。我試著摸摸老師的手，軟軟的。
我說：「老師，您出院了？」老師微笑不語。
我告訴老師：「老師，我在畫畫。」他笑著點了點頭。
坐不到一會兒，老師就起身了。
然後我哭醒了。
1988年我在東吳念研二，上老師的日本語法分析。我總坐在第一個位子聽課，老師稱呼我薛小姐。那時候講的是原則與參數語法。老實說，我很用力在聽，老師的那100頁的講義，我印了四次，全都讀得破破爛爛的。念東吳時我挑戰過其他老師：為什麼書上寫的就要這麼認定是對的了。我得到的答案是，書上就這麼寫了。老師精闢的分析，讓我相當佩服。所長其實為我找指導教授傷透腦筋，有那麼一天他請湯老師到校外吃了午餐，回來湯老師就答應收了我。
當老師的學生我也有不適應的地方。例如有問題還沒問完，老師總先講完了。有一回，我大概是露出不能盡信的表情，老師說妳上來講。不過那一天只是很剛好老師口誤，人有時候腦子裡想的是一套，嘴吧就是沒有察覺到，我當然也沒上去講，在位子上話講到一半就坐到下課。一周後老師一進課堂就說：「芸如，老師要跟妳說聲對不起，我回去想想，上禮拜是妳對。」
忘了是什麼時候，我住到老師家一陣子，大概是為了考清華吧。坦白說，對我這自在慣的人而言，要表現良好實在一大挑戰。每天最輕鬆的時間就是和老師一起看NHK6點的卡通。不久，外貿協會請老師去擔任人才培訓中心的顧問，我也被推薦擔任講師。
貿協任教的時間沒有很長，我接到清華的通知知道自己考上碩士班，就從東山街搬到了清大的宿舍。這是我和老師無言的衝突的開始。當時我沒選修老師開在碩二的課，不能理解為什麼老師要我堂堂都要到課。周末回台北，新的一周再回到學校時，發現宿舍門上貼了幾張老師幾天內打過電話找我的立可貼。有的是要帶我去見見世面，有的則是關心我到底念得如何。我開始猶豫自己要不要考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出國，畢竟我也嚮往留學生活，儘管老師說在國外其實會很辛苦。我很不會處理人際，害怕衝突，不知道如何告訴老師我心裡很多想法。但我選了一個連我現在都不見得會原諒我學生的作法，找了所長王旭老師(王老師，終於可以跟您道歉了)，謊稱已經得到老師的許可休學準備考獎學金出國。然後我就不見人影了。
考上了就有得愁了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請到老師寫推薦函。硬著頭皮打電話，老師先是拒絕，但後來就要我到新竹一趟，得帶著我自己寫的推薦函，他只簽名。我不擅長推銷自己，所以一張A4的只不過只寫了1/3。老師拿起來改了改要我打字時，我發現老師寫了滿滿的一整張。
就這樣我出了國。第一年，老師找了個機會到仙台來看我。我一則怕打擾到別人，也怕研究室的人怠慢老師，只輕描淡寫地說我台灣的指導教授來。但老師很想看看我唸書的環境，我卻始終沒跟他講好時間。老師看出我坐立不安，說：「那不去了」。但是我又跟所裡的祕書提了，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看出我的心事，老師說：「我不去會讓妳不好交代，是嗎？」我點點頭。最後我招了一部計程車帶著老師到了東北大學。那一天剛好有別的學校的老師來集中講義，所以人手不夠。我心裡對老師真是過意不去，好在下課後，同學都來到研究室和老師見見面，還有個同學開車送老師回到下榻的飯店。
確實真正的考驗出現了，一向逃避慣的我又瞞著老師，休學到東京學口譯，然後就離開了學校，返台後到業界上班去了。1997年的夏天，我接到老師的電話，問我要不要教書。我剛進三菱體系，實在不知道哪一個才是自己喜歡的，婉拒了老師的好意。
工作也真的是做得風生水起，忙碌異常。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翻譯，但是我又開始想，這如果能解釋為什麼要這麼翻，我應該從語言學找找答案。再者，不善處理人際的我又當上主管，所以我又開始想逃避。這時候我又打電話請教老師，能否有任教的機會。沒有博士學位，要想具有說服力，老師讓我考了筆試、面試，還試教。1998年的九月，我來到老師創立的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任教。
離開公司的時候，我的日本上司告訴我，妳的心裡有很多矛盾，而妳大部分選擇逃避。我讓妳離開，是要妳去學會面對問題，否則妳一輩子會不斷地逃。於是我決定讓老師知道我自己的要與不要。在元智，當時的同事有老師的學生，也有原來元智的老師，衝突是必然的，只是我不加入戰局。就算是老師的學生，彼此間也有看不見的矛盾。我既想告訴老師我會獨立，老師很多善意的安排我都不表興趣。有一回老師想帶著任教的學生們做計畫，要交出去時發現沒有我的名字。老師知道我毫不知情時，竟對著我說：「對不起，老師應該自己跟妳談。但看在都是我的學生，對方可能覺得自己和老師更親近，希望妳原諒她。」我告訴老師：「老師，我不想做這個題目，所以您沒有道歉的道理。至於您要代為道歉的人，我很清楚，請您要理解我心裡也有一把尺。」老師嘆了口氣。
學術地位崇高如老師也有被放黑槍的時候。那是一個和日文相關的計畫，審查意見對老師從普遍語法的角度提到了Humbolt，寫了類似「不學無術」之類的評語。老師心裡當然很不高興，他需要找到人可以理解他的不平。不料我聽到的反應卻是大笑三聲。他板起了臉：「芸如，有人這麼對待老師，妳怎麼還笑得出來？」我說：「他不知道Humbolt，是誰不學無術？」接著我又說「要不然和他打筆仗？」老師告訴我不需要。之後，老師再沒提過這件事。
當了老師32年的學生，還和老師共事過兩回，許多往事是說不完的。老師心腸軟，對我多次頂撞與失禮沒說過我半句，總是寬容地接受我的想法與做法，唯一一句話是「妳的脾氣真是硬」。老師離開元智後，再沒有踏進元智校園裡一步。如今我成了唯一留在元智的人，看著學生寄來當時老師帶著參加運動會繞場跑步的照片，還有和學生們一起入鏡的生活照，我雖可以瞭解老師想做的是什麼，但實在過得太閒雲野鶴，面對變化，卻無力貫徹老師當時創立時的理念。那天清晨老師出現在夢裡，我又來不及跟老師道謝。即使無法貫徹老師的理想，我想，留下來我有該做的事。回想著過去的點點滴滴，藉這個機會謝謝老師。